粮食安全极限思维：粮食禁运与粮食危机

从字面理解，粮食安全其实是一种状态和一个结果，即人类免于饥饿的状态和结果。当今世界，仍有6.8亿以上人口长期出于饥荒和营养不良之中，因此粮食安全也成为全球重要的发展目标。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较好的社会形态而言，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一是通过自身农业生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此例；二是通过全球市场交换，例如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粮食安全的危机形态往往出现在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并不缺乏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而是缺乏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也表现为社会治理能力的低下。

实际上，在经历了中美经贸摩擦和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在粮食安全领域还演化出一个问题，即粮食安全主动权，这个问题在全球可能只是中国所特有的。之所以这样说，包括两层含义：从表现形式来看，中国粮食安全主要依靠自身农业生产，“立足国内、以我为主”、“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从内涵来看，粮食安全主动权更多地指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因此，粮食安全主动权仍然是生产力发展和进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归为经济社会问题。

从极限思维来看，对中国粮食安全而言，中国需要考虑两个非经济问题。一是粮食禁运，二是全球粮食危机。

对于粮食禁运问题，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有很多，尽管始终被人诟病，现代社会的粮食禁运作为战争和地缘政治手段也是屡见不鲜，对此有研究和讨论的必要。讨论粮食禁运问题，并不只是简单和孤立地考虑粮食问题，显然在粮食禁运条件下，基本已经处于封锁状态，石油、矿石、有色金属、橡胶、棉花等所有产品都会面临这一问题。粮食禁运之后，不仅农业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例如中国钾肥自给率只有50%；同时国内能源电力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影响农产品的区际运输。粮食禁运并不是简单地假设粮食不进口，而是整个国家面临外部高度封锁的状态，显然外部世界对中国采取粮食禁运不会类似于“芯片”、“光刻机”卡脖子，而是全面封锁。

那么外部世界是否具备完全封锁中国的能力？二战以来全球贸易制裁都是以军事斗争为后盾的，如果基于当前的军事力量进行直接对比的话，封锁中国几乎不可能实现。

另一个极限思维是全球性粮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不少国家和地区宣布实施农产品出口管制。当然，这些宣布出口管制的国家本身不是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其自身粮食安全一直都在边缘状态，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如美国、巴西等国并没有颁布这类政策。尽管如此，需要考虑的是，未来人类是否会面临超过新冠肺炎疫情更大的自然灾害，例如重大气候变化带来农业损失。对于这一问题，实际上考察的是人类应对全局性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如果类似于地质时期的冰川时代这类变化，不光人类会最终灭亡，相当数量的物种也会灭亡，超过人类极限承受的自然条件变化并不需要特别考虑，即使考虑也无实际意义。

而面对一定限度上全局性自然灾害损失，例如美国、巴西等主要出口国出现减产绝收，导致中国无法从全球市场获得足够商品；再如中国国内遭遇相当大范围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等状况。面对类似这种情况，首先需要生产自救，其次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按照当前中国谷物储备，应对一年左右的谷物减产并没有太大问题，其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出。作为极限思考，此时的生产应对的生存危机，而不用考虑经济、生态、可持续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按照中国全部农业生产资源，如果不计一切代价，那么养活现有人口应该并无问题。可以回顾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始终是农产品出口国。因此，中国有能力应对一定限度上全局性自然灾害，可以讲：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冗余是足够大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 来源：新京报）